但在非常状态时刻，法律守护者无力守护宪法时，其最终守护者人民就会挺身而出保护宪法。
此时，法院判断的相关处理决定是否可接受的标准并不是该决定是否合法，而是如此处理是否符合平台和用户当初的约定。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并无较为全面的立法。
[26] 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10条，平台对平台上的违法行为需要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和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理等制度，强调建立自查制度，意味着平台需要建立主动监控体系。除去责令改正之外，真正对平台的制裁手段仅有吊销许可证。[25]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指引》第17条。然而，在私人审查模式下，对相关决定的评价标准将迥异于监管部门直接执法，这种标准导致对阻止、删除决定的合法性被淡化： 在行政机关直接执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需要评价相关决定的合法性，即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判断认定用户交易内容违法是否符合法律的标准。[62] 然而，当由网络交易平台进行审核处理时，它并无义务遵循这一程序。
2．《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具体监管领域的发展 自颁布以来，真正根据上述《办法》要求互联网平台对其用户内容承担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监管部门更多是以潜在的制裁能力为后盾，通过约谈等方式促使平台采取符合监管要求的内部控制策略。（二）普遍性主动监控义务对平台本质的误解 如果我们认可网络交易平台对经济、社会的价值而决定维持甚至促进其在整个社会交易中的运用，那么责任规则的设定应当回应、而非背离平台的本质。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补充规范的规范基础和实现形式愈发多元化，但也同时产生了权力行使路径复杂、规范关系尚待协调等问题。
解释和规定虽未被第20条明确列举，但根据《规定》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实际上属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与决议并无本质不同。[60]其三，上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和下级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冲突时，倘后者以民族特点为变通和补充的依据，则以后者为准。在一般情况下，应以作为变通和补充对象的目标规范的位阶确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位阶，因为在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正式生效后，其在特定问题上替代目标规范在本地适用。如有学者指出：以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名义发出的措施、指示和命令，代表国家行使各项管理职权，因而要套以象征国家机关权威的‘红头，故称红头文件。
[49] 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法理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页。参见孙晓咏：《试论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变通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25页。
第四，报批、备案程序不同。从客观论出发，《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一）承接结构 在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均属于宪法相关法，这种与《宪法》内在关联逻辑的典型例证就在于《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与《立法法》第75条第一款的绝大部分内容几乎共享如下表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80页。
（一）《宪法》变通、补充条款的规范发展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权在宪法层面的滥觞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共同纲领》。其二，既然重要，为何不单条表述。[59] 这其实涉及上下级民族自治地方同时形式自治权时府际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详见郑毅：《论上下级民族 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84页。[33] 前述解释进路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在主体上，第115条的自治机关主体实际上包含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而第116条的主体则仅限于自治地方的人大，说明第116条的规范仅能及于第115条之一部，再次印证了两者间的总分关系。其四，执行与制定并非与立法和行政存在严密的对应逻辑，如《立法法》第65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这里的执行须通过行政法规的制定实现，其立法属性显然毋庸置疑。
[28] 拉伦茨认为，法的续造有二，一是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内续造，即法律内的法的续造。由于目前一般主体制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仅存在于《刑法》第90条中的省人大，而《刑法》并未授权自治州、自治县制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权力，因此该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存在。
[44] 参见张文山：《通往自治的桥梁——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第一，第112-114条对该节标题的题眼自治机关内涵的规定。[17] 敖俊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48] 参见张静：《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调控与实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9页。但同样也存在一些条件制约了包含关系的确立。[55]其四，退一步讲，即使《立法法》中的变通规定与单行法竞合，也不能贸然依据所谓的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简单判断。
单行条例具有完整而规范的立法体例，在形式上一般呈现为章、节、条、款、项的多层次结构，而单行法的变通规定往往仅是针对某一个法律问题点作出的针对性规范，因此结构较为简单，一般仅数条构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法》才在《宪法》第116条的基础上增加第二款，明确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在此基础上，有两个难点需要进一步抽丝剥茧。从中可总结两条初步规律：其一，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主体以立法机关为主，只有个别法律通过自治机关的提法授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变通和补充规定的制定权。
摘要: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涉及《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含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授权条款的单行法，学界对该规范体系的逻辑解读颇显混乱。其三，在规范上，现行《宪法》在第85条和第105条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机关身份的基础上，又于《宪法》第89条（一）和《立法法》第82条又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省级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权力，其执行亦显采广义立场。
鉴于前文对第19条已有相对充分的论述，故此处主要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剖析。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6页。详见冉依依、李广德：《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限——以刑法第90条为中心的法解释学展开》，《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4-15页。二是自治机关享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享有自治权——典型体现为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
[31]其二，红头文件和抽象行政行为。[39] 黄炎培和田家英的发言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13页。
三、核心：《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20条的规范结构 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自治地方变通、补充权的规定无疑构成了该论域的核心规范，其主要集中在第19条和第20条两个条款上。参见田烨：《新中国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由上，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与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间乃是独立、并行的结构关系。二、衍伸：《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与《立法法》第75条的规范结构 在我国现行民族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权规范中，《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与《立法法》第75条由于非常近似的表述而值得充分关注。
有部分法律的施行是在立法法颁布之前，[50]故规定有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只能制定变通的规定。本文认为对如下两个问题的明晰对执行内涵的理解颇为重要。第三，就四川的地方性法规而言，之所以将单行条例分为三类内容，主要是由于在2015年《立法法》修改前，单行条例由于没有明确的内容限制和数量限制，实际上成为自治州、自治县两级自治地方释放立法需求的唯一出口，即绝大多数对上位法的变通、补充和实施细则均采单行条例的方式实现法制化，导致实践对立法的倒逼，颇有自治条例制定权滥用之嫌。三是如果国家临时性的某些具体政策完全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那么，民族自治地方经过批准也可以停止贯彻执行。
[27] 甚至在耶利内克那里，通过后来的制定法使特定条款无效本身即是宪法修改的三种方式之一。其实这一变化同样滥觞于2000年《立法法》，只是被置于该法第89条备案程序中统一规定，而非直接整合于第66条而已。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593页，或者条。而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基础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即地的特殊性，同样难以兼容。
倘是前者，则应以上级地方制定的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为准，因为根据《宪法》第30条的规定，地方有级别之分，制定主体同样地位有别。比较特殊的是以《婚姻法》第50条为代表的第三种情形，仅笼统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并未明确划出禁止变通的范围，似乎此类变通规定与变通执行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决定在逻辑上是存在竞合空间的，但只要结合前文《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20条间并列关系的逻辑和结论即可知，这种竞合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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